“人才兴国”古与今

□ 王建华

　　近期举国上下又是一轮“人才兴国”的热议。在传递西学火种的一代骄子--“季老”“宪益”西去，“三钱”远行，“杨李”已是垂暮之年的伤感之余，国士渐稀让人心里空落落的。天公抖擞只造了些水灾，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，人才何日能拔地而起，傲立于世界人才之林呢？此忧心诘问古今未绝。
　　顾炎武在《日知录》里引用宋叶适的话，“法令日繁，治具日密，禁防束缚至不可动，而人之智虑自不能出于绳约之内，故人材亦以不振”。顾炎武感叹“宜乎豪杰之士，无以自奋，而同归于庸懦也”，指出有些制度“以防奸宄而得之者十三，以沮豪杰而失之者，常十七矣”，“今与人稍谈及度外之事，辄摇手而不敢为”。用现在的话讲就是用制度约束到人也不能再动脑子说话和干事，创新的事都是要承担责任的，所以不敢做，一起向混日子看齐。无“自奋”的个人，亦不会有“自奋”的整体，这要从制度上找原因。更有甚者，把选人才的法规作为谋利的权利，“法益繁，弊益生，世风亦日益坏”，在繁杂的程序中，依然“劣胜优汰”。在让人才流失的同时，法规并不能约束庸才作乱。“自万历以上，法令日繁而辅之以教化，故其治犹为小康。万历以后，法令存则教化亡，于是机变日增，而材能日减”，就是说人才制度没人相信时，社会风气变坏，突发事件增加，加剧了人才流失。
　　《墨子》把这种情况评价为“使治官府则盗窃，……使断狱则不中，分财则不均”。《吕氏春秋》也说这种人“列近则持谏，将众则罢怯”，“谋不足以翦除奸凶，而诈足以抑扬威福”，就是说靠近领导不反映真实情况，不提建议意见，害怕和群众接近，不敢扶正压邪，只能趋炎附势。千年以来选用人才上的腐败，祸国殃民。
　　宋代司马光说，“为政得人则治，然人之才，或长于此而短于彼……若指瑕掩善，则朝无可用之人；苟随器授任，则世无可弃之士”，并以此论创造了分门别类的十科选才方法。《郡县论九》里说，“功名之路无乃狭乎？化天下之士使之不竞于功名，王治之大者也”，道出了“官本位”堵塞了国家人才的道路。学术、艺术、技术要靠拢权术才得张扬；院士、学者、专家戴上乌纱就能成其大者，不与权力挂钩就不入社会主流，一旦挂名什么“长”，什么“委员”，什么“主任”就可以认定“处级”、“厅级”。独官场之路狭乎？非路窄，实是利熏趋者众也。整肃官场，管制权力，重商重农，允公允能，是人才甘于“随器授任”的前提，是“人才兴国”的大事。
　　称韩信“在汉汉重，与楚楚安”的西汉，是历史上一段人才环境比较宽松的时期，对人才的重视到了一个很高的层次。汉代对人才的认识被顾炎武赞为“知本之论”的董仲舒说，“素不养士而欲求贤，犹不琢玉而求文采”，这话在当今社会仍发人深思，振聋发聩，有“临渊羡鱼，不如退而结网”的启蒙指导意义。
　　严复、蒋百里、蔡锷等人才东洋习武归来收拾清末民初的烂摊子，新中国在“三钱”等一大批从美欧回国的饱学之士支撑下，从废墟中站立起来。如今中华民族崛起的重任仍是依靠引进人才去承担？还是继续艰难地改良中国数千年封建文化的土壤，使之成为培育世界人才的良田沃土，而后收获中国全面现代化的硕果。观中外古今之变，崛起之路疑有他途。解读“人才兴国”应含此意。